你是否能想象，四个出身同一个窘迫乡村的孩子，曾被父母逼着把其中两个送走，后来却都成为亿万企业家，登上财富榜单？
这不是电影情节，而是一家四川普通人家的真实命运。
我们来把这段路走一遍，看看他们如何把困境变成一条通往希望的道路，也从中学到一些你我都可能用得到的教训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四川新津县有个姓刘的家庭。
父亲刘大镛在法院工作，母亲郑康致是小学老师。
家里共有五个孩子，四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儿子们的名字连在一起就是“言行美好”：刘永言、刘永行、刘永美、刘永好，妹妹叫刘永红。
可现实很残酷，父亲每月三十几块工资，供养七口人都成问题。
你能想象父母夜夜无眠、看着孩子面黄肌瘦却无计可施的心情吗？
在那样的压力下，他们做出了痛苦决定，把两个儿子送到条件更好的家庭，希望至少有孩子能活得安稳。
第一次把老二刘永行送到镇上一户布商家，本以为能换来稳定生活，却因为一次摔断了腿被退回家。
夫妻俩愧疚不已，不舍得再送他去。
后来把老三刘永美托付给村里农会主席陈耀云，孩子被改名为陈育新，陈家把他当亲生儿子一样养。
尽管生活有了曲折，兄弟们之间的联系从未断过，亲情在逆境中反而更牢固。
你我都知道，血缘和记忆，是很多决定能够坚持下去的底气。
四个儿子各有特长也各自读书成才。
老大刘永言爱拆装电器，直接到电子厂当学徒，后来高考恢复考上电子科技大学，毕业进了研究所。
老二刘永行虽留下残疾，性格坚韧，考入成都师范专科学校，后来在教育局工作，业余修电器补贴家用。
老三陈育新靠在陈家学到的吃苦精神考上四川农业大学，进了农科院。
老四刘永好既会干农活又好学，考上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，先做工程师后转任老师。
四个人看似走了四条路，但都有一件事一致：不满足于眼前的温饱，他们心里都怀着一种更大的渴望。
当改革开放带来商机，他们做了一个关键决定：把相对稳定的工作放下，共同创业。
创业资金从哪里来？
他们卖掉表和自行车，凑出了一千块，租了五间漏风的瓦房，起了“育新良种场”的牌子。
从一开始，脏活累活都靠自己做。
第一次鹌鹑苗因为温度控制失败全部死光，但他们总结教训继续投入，新一批成功后规模渐大，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鹌鹑养殖基地。
接着，他们敏锐看到饲料短缺这一临界点，决定把业务转向饲料研发，借钱请专家、深入农村听需求、不断调整配方，最终推出“希望牌”饲料，一下子打开了市场。
1992年，希望集团正式成立，成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私营企业集团之一，生意扩展到全国并走出国门，资产在较短时间内突破亿元。
随着公司壮大，兄弟四人选择和平分家，按会计师清算平均分成四份，同时给妹妹留股份，并订立互相扶持的约定。
分家后各自深耕领域：老大聚焦高科技，老二进军重工，老三扎根农业，老四把新希望推向世界五百强的行列。
如今，这四位曾被迫分散养育的兄弟，都成了亿万富翁；他们每年回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，记得初心，也教会我们什么叫“寒门出贵子”。
如果从一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角度来看，他们的成功并非仅凭苦力或运气。
一个常见但值得反思的观点是：安稳的工作只能糊口，无法带来真正的富足。
我想补充并修正这一点，成为创业成功的基石恰恰包括那些看似平凡的“安稳”元素：系统的专业能力、稳定的收入来源、务实的团队协作习惯和对细节的长期积累。
四兄弟在成为企业家的前夕，都有各自的专业背景（电子、教育、农业、工程），正是这些技能和长期积累，让他们在放手去拼的时候少走了很多弯路。
换句话说，稳固的底盘和敢于冒险的勇气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两件事。
这里有一个重要但常被忽略的问题：是什么让他们在面对失败时继续坚持，而不是半途而废？
可以给出一个可操作性的答案：第一，兄弟之间分工明确、相互补位，减少内部摩擦；第二，他们把每一次失败都当作数据来分析，找出可改进之处再试；第三，在扩张时注重产品质量和市场反馈，而不是盲目追求规模；第四，治理结构讲究公平透明（请会计师清算、平分股权并保留互助约定），避免因利益纠纷而瓦解。
这些其实是可被复制的经验，不是玄学。
最后，留给你一个现实的选择题。
如果你现在有一份稳定但平凡的工作，内心又在蠢蠢欲动想创业，你会怎么做？
一个务实的路径是：先评估自己的专业技能是否可以转化为市场价值，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分工，先用可承受的小成本做试点，把失败成本降到最低；同时保留一定的稳固收入作为后盾，等业务有明确的市场信号再全力投入。
你愿意承担那种既不安于现状又不莽撞冒进的勇气吗？
这是很多普通人都会面临的困惑，也可能是下一段传奇的开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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