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战时期，国民政府实施的新粮食政策最终目标是将粮食分配给各部队，以保障官兵的基本生活。然而，军队在粮食分配过程中的种种问题，导致了整个体系的混乱。军队指挥系统的混乱，以及部队对粮食的优先权主张，使得粮食分配变得极其困难。特别是军队中的上级领导，借着虚报兵员来获取粮食和薪金的情况，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。
部队长官通过“吃空缺”手段，巧妙地谋取利益。例如，一个编制为一万人的师，实际只有三千人，但部队长官却虚报缺员，导致本应分发给士兵的粮食和薪金，最终流入了领导的口袋。1944年，四川合川县先后被三个军级部队经过，分别是第98军、第27军和第14军，这些部队在申请军粮时，竟然以20,000人的标准来申请粮食，实际人数却远远少于此数。类似的虚报情况遍布整个战区，严重影响了粮食的分配与管理，造成了巨大的浪费。
展开剩余77%更为严重的是，这些虚报的粮食往往被部队长官转手卖到市场，或者通过更加复杂的手段囤积牟利。在战时，粮食成为一种贵重商品，军队长官们趁机投机倒把，把军粮以高价出售，甚至在占领区卖给日伪军民。这种隐秘的“吃空缺”行为虽然普遍存在，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，使得这一问题很难得到曝光与解决。蒋介石早在1943年便意识到军队粮食的缺额问题，并且决定限制军粮配额在450万士兵的范围内，但实际的粮食配发人数远远低于这一标准。
1944年，陈诚在负责收拾“豫湘桂会战”残局时，他对战区的粮食配备标准进行了大幅削减，警告部队不要浪费民众的粮食。根据当时的统计，全国军粮的虚报、浪费和盗卖情况，估计在40%左右。陈诚的报告指出，尽管兵员数量远远低于实际要求，但粮食的发放标准依旧未得到有效调整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粮食短缺。
另一方面，许多士兵依然生活在饥饿的状态下，由于缺乏足够的粮食，士兵们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去向民众索取粮食，这也导致了“二次征粮”现象的出现。军队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加紧张，甚至有地方军队直接夺取粮食，造成了农民的极大困苦。
例如，1942年，山西的骑一军为了抢粮，不仅直接杀害了3名村长，还引发了地方的强烈反抗。即便如此，军队的行为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约束，导致许多地方发生暴乱，民众的生计被彻底压垮。湖北省的情况尤其严重，地方政府虽然知情，但无力干预，军队的勒索行为几乎无所不在。
军队对地方的粮食索取几乎无节制。许多部队长官甚至不顾中央的规定，擅自调整粮食征购标准，随意涨价，甚至强迫地方政府提供粮食。在一些地区，军队不仅从农民手中强行夺取粮食，甚至有部队为了获取粮食而直接住进农家，强制农民供应食物。这样的行为形成了一种扭曲的“军民一家亲”的怪相，极大加重了民众的负担。
实际上，军队通过“吃空缺”获取的粮食，甚至用于商业活动，形成了庞大的地下经济体系。这些行为背离了抗日战争的本意，成为了军队与民众之间的巨大鸿沟。正如徐永昌所言，“军阀比土匪扰民和汉奸卖国，还要加狠几倍”。在这种乱象下，民众的生活变得愈加艰难，抗战的根基也因此逐渐动摇。
与此同时，军队粮食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，也破坏了整个社会的稳定。由于军队的大量征粮，许多农民陷入了贫困，甚至出现了食人肉的现象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军队和地方的矛盾不断加剧，抗日战争的本质也逐渐被扭曲。民众的反抗情绪不断升温，土匪与地方政治的腐败形成了恶性循环，这也为战后社会的不稳定埋下了伏笔。
总结来看，抗战时期军队的粮食政策不仅未能有效保障部队的战斗力，反而成为了部队长官谋取私利的工具。军队的贪污和浪费，加剧了民众的苦难，甚至导致了地方社会的动荡。粮食政策的失败，不仅暴露了战时管理的种种弊端，也为中国的抗战历史增添了一段令人痛心的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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